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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古代官员住房福利待遇官员大多租房住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20:18:25 阅读: 来源:金属复合保温板厂家

解密古代官员住房福利待遇:官员大多租房住

别看现在我国人民买房难,在古代,住房也是最让国家重视的问题。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众多,幅员辽阔,但是适合居住的土地面积少,所以住房成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困难问题。古代官员对于住房更是有着高标准,政府也制定和更改过很多措施,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,但很多中低收入者仍然买不起房,而官员的住房,更是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的问题,那么古代是怎样解决官员住房问题的呢?

古代官员的住房福利待遇

官员的住房名叫“官舍”。为了办公方便,官舍与官衙常常连在一起。白天在官衙办公,晚上回官舍住宿,年复一年,天天如此,理当如此在官员们看来,自己是“朝廷命官”,国家理当解决官员住房。秦王朝建立之后,忙着清理战争遗迹,解决好统一货币、文字、度量衡等重大问题,来不及考虑管员住房问题,秦王朝就垮台了。

刘邦建立汉王室之后,官员住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,向全国发布了《同安辑令》。其中规定:凡是列侯这一级官员,都发给官印绶带,赐给宽大的住宅;俸禄两千石的武官,可以迁居首都长安,赐给差一点的住宅。这是给予开国功臣的住房待遇,同时也给一般官员解决住房。《汉书.何并传》载:“(何并)性清廉,妻子不舍官舍。”是说何并为官清廉,不让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。不用说何并是有公房的。《汉书》卷九十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侍中董贤为了变现自己,节假日也不回家,汉哀帝大受感动,“若吏妻子居官寺舍”,把其妻搬进董贤在宫中的住所。从这两个例子来看,西汉至少在中后期,管员有了居住的公房,而且家属也可以进来住上几天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官员越来越多,官舍建设速度跟不上管员数量的增长,于是出现官多房子少的问题。《后汉书》卷二七载:太中大夫张湛“称疾不朝,居中东门候舍。”太中大夫食禄千石,常伴皇帝左右,像皇帝身边的这种人,还要等候房子,可见官舍到了何等紧张的地步。另从《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七记看,汉晋时全国管员总数约为7000人,隋朝后扩大到12576人,唐朝膨胀至18805人,其中在首都当官的就有2620人。怪不得顾况对白居易说:“米价方贵,居亦弗易。”其实,当时的长安不仅米贵,住房也是很紧张。可以相见,两千多名居住在长安的管员,大都有了老婆孩子,还有奴仆杂役等等,需要解决多少房子?

官舍如此紧张,是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,大唐政府从改变衙舍建筑的格局入手,将办公的地方和居住之处分为两处,衙门原地不动,管员住宅建在外城。从史料记载来看,先后共建起108“坊”。这样,管员家属不能再住公房。不过,在办公区域仍然有管员单身宿舍,主要为管员值班之用,也适当照顾单身的年轻管员。同事,朝廷对那些德高望重,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臣,在住房方面实行特殊政策,允许他们住在官舍,如果管员调动或者或者退休,还要办好住房交接手续。比如,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,这位老臣“及还饰袋,将出居别业”,很快找了别的房子,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。

住房改革以后,那些拖儿带女的官员,如果在长安城里没有老家,就要自己建房,那些经济紧张的人就只好买“二手房”了,官员们从此有了自己的私房,既解决了管员住房紧张的问题,又大大减少了国家对官舍建设的开支,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,因而被后来的朝代效仿,不再为官舍的紧张而头疼了。

宋朝时期,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,设有管理公房的专门机构。在京城开封做官没有私宅的,不论是谁包括那些高级官员,都要租房子住,《宋史》卷二七五记载大将军刘福,他的几个孩子劝他盖大房子,刘将军为此大发脾气:“我受禄厚,足以僦舍以庇...。”坚持不造房子,仍租房子居住。结果刘福眼睛一闭,他的儿孙差点流浪街头。《宋史》卷二八七还有这样的记载:副宰相杨砺,位高权重,照样没有自己的房子。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,才发现杨砺是在陋巷里租房子住,以至于皇帝的轿子都抬不进去。堂堂副宰相混到了这种地步,可见宋代宋代官员住房是怎样的情况。

元朝其实也好不到那去。从《元史》卷一八二看,集贤殿大学士宋本是大都人,原先的房子被父亲卖掉,他本人考中进士之后,可谓一帆风顺,但是房子的问题却解决不了,也是终生租房子居住,不过,元代允许自筹资金购买房产,比如国子监,礼部等部门,通过这种方式,建设或购买了一批房子,为本部门的官员解决了住房的困难。

明代官员住房采取了新的措施。当时的京官依照品级的高低,可以使用皂役为家里做杂物,也可以不用皂役而将给皂役的工钱折算归自己。这些钱积攒起来,允许将本单位公房一次性买断。但是,房子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个人,其产权仍属于机关单位,官员若要调走或退休,必须把房子退还给所在单位。

清代的官员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,基本实行福利分房,制定有住房标准,由政府按照级别分配。如一品大员给住房20间,形同小型的王府;二品官员给住房15间,三进三出的大院;三品官给住房12间。往下类推,七品县官给住房4间,就是九品科级干部也给住房3间,是个像样的四合院,住个两代之家也没有问题。官员住房超标,就要受到查处,一般也不允许搞豪华装修,有些官员就在住房问体上出了问题,甚至被送进了班房,住进了这样的“公房”而悔之晚矣。

古代官员租房也有高要求

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:一是自建或者自购。二是租房。清代实行满汉分居,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,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。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。比如康熙年间,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,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。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,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,地宅宽大,花园“花木竞秀,丘壑多姿”。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。因为北京地价昂贵,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。

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。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,不断有人升转外放,或年迈返籍;又经常有父母去世、须回籍守制者,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。另外,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。从供需两方面来看,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。

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。身为朝廷命官,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,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。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,却多租住大宅,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,讲求宽敞气派。如果条件许可,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。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做官期间,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闽浙总督旧邸,有屋二十余楹,有轩有圃,花木葱郁。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。

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,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。与此同时,随着仕途迁转,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,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,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。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。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“五春三度移居日”。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:“客居燕台两寒暑,有似泽雉游樊笼。虎坊菜市三易寓,去住踪迹风转蓬。”嘉庆进士、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:“自我官京师,十年四徙宅。”这些诗句皆是写实,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(1752)六月入都,开始寓神仙胡同。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。十九年(1754),又移寓横街。此后还在珠巢街、宣外大街等处住过。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:“劳如车轴无停转,拙比林鸠未定巢。”

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,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。这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。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,在此居住上朝方便。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,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,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。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,又有树有水,风景不恶,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,可供京官租用。同时又有陶然亭、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,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。故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说:“旧日汉官,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,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。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,故有东富西贵之说。”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,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。考察京官居住史,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(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),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。清中前期的徐乾学、洪亮吉、毕沅、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,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:同治的帝师、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-11号;左宗棠住过16号;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“休宁会馆”住过;“戊戌变法”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;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,这么多人选择这里,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“旺气”、最能出主考的胡同。

由此看来,古代人民也备受住房问题的困扰啊!官员们既要面子,又没钱买房,买房还要求风水、交通、周边配套,简直比现在的官员还不好混。看一看自己家的小三房,其实挺温馨的不是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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