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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茉楠从制度源头上消除债务风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6:38:12 阅读: 来源:金属复合保温板厂家

张茉楠:从制度源头上消除债务风险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示地方债务风险,事实上,这只是中国债务困境的一角。事实上,当前,无论是中国的金融部门还是非金融部门,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,都面临着高债务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的问题。  目前,中国的信贷规模已经名列世界第一,M2/GDP达到2,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.7。当前,中国企业信贷/GDP达到130%。中国全社会信贷杠杆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一直都维持在150%的水平上,且波动幅度不大,其中企业信贷占比为96%。2009年以后,信贷规模出现了快速上涨,2010年升至124%,2012年升至130%。此外,信贷资金投放还一直存在“重大轻小”等结构性矛盾,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、国有企业、大型企业、传统行业,对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够。  债务也有自身的周期规律,一般而言,负债会提高当期需求,带动收入和资产价格上升,改善各主体偿债能力,经济预期回报较高则会有更多债务需求,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加杠杆周期,当正反馈过程结束后必然面临去杠杆压力。转折点一般在资产价格开始转向时,背后是货币政策收紧。  企业部门的债务周期对应着产能周期。加杠杆、增加借贷对应着产能扩大,接下来是去杠杆、去产能。目前,中国实际产能利用率仅为70%左右。2008年以来,从杠杆率的行业分布来看,中国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,而且越是哪些产能过剩的行业,其资产负债率越高,其中主要集中在地产和基建相关产业链的重资产行业中。国际金融危机后,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、局部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。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。  目前,中国企业面临的宏观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改变,特别是对于大企业而言黄金增长期已趋于结束,人口、劳动力、储蓄率都面临着结构性变化。对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,劳动力成本将逐步提升,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。在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,一些大企业却仍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。数据显示,截至2012年底,中国非金融部门借入的外债余额4879.38亿美元,以当年汇率平均价计算,折合人民币3.07万亿元。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(比如通过境外募资,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)。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(特别是近三年),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,低于人民币,负债外币化可以获得显著收益。  此外,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借助表外贷款、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,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,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。  过度借贷一方面导致政府、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,金融资源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。另一方面,“政府失灵”之下,行为扭曲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,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生过剩和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。  中国实体部门面临的“去杠杆”过程,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“去杠杆”,涉及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,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,以及对“政府失灵”的矫正,中国必须着眼于解决债务依赖型增长的制度成因,从根源上消除债务膨胀的后遗症,这一过程任重道远。 (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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